“遥感事业的发展、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就是他最大的安慰。”追忆中国遥感事业的开拓者陈述彭先生时，陈述彭先生的女儿，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陈子南日前在接受《科学时报》记者正常采访时，也表达了对父亲无尽的怀念：“父亲离开我们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总觉得他还在我们身边”。

  陈子南说：“父亲经常表示：我没什么，有的只是培养了一批人才。这一点他感到很自豪。遥感所真的是靠这些老中青打拼发展起来的。例如当时腾冲试验中童庆禧先生测光谱，是把自己捆在飞机上，来回拍摄，条件非常艰苦，是拿命来做这件事情。在艰苦的情况下很多专家一起把遥感事业推进到这种程度，他一直感觉很欣慰。”

  陈述彭总是说，事情是大家做的，事业是大家干的，他最后留下的遗言也是三个字：“靠大家”。

  很多人所不了解的是：陈述彭在29岁时就因病切除了一个肾脏，他的身体实际上很弱。

  因为母亲去世稍早，近些年主要是陈子南从生活上照顾父亲，因而在工作和生活上都跟父亲接触多一些。

  “父亲有时候开会开到下午两三点钟回来，确实很累，但家中还有客人在等着求见。甚至晚上十一二点还有人敲门要见。我劝他说不用都见了吧。他就批评我：别人专门赶来，肯定有大事或急事儿，不见怎么行。后来我也开始换位思考，尽量做到来者不拒。他真的是一个很少考虑自己的人。他特别热情，话也特别多，客人走了，却累得连一句话都不想跟我们说了。”

  比如，每次作报告之前，做好的PPT，他都要提前发给会务组，同时存放到U盘里贴身携带一份备用。会前他都提前1个小时到会场，先把PPT试放一下，看完后坐到后排休息，或看看旁边的展览。“他说一定不可以耽误别人的时间，这是对大家负责，对我也是很好的教育。”陈子南说。

  汶川地震时，他看了电视后心情很沉重。直到看到中科院的飞机飞向灾区了，才感到一些安慰。此时他自己身体健康情况不好，已住过三次医院。陈子南回忆说：“还让我借所里的汶川地区的地形图和卫星影像图，用铅笔画出了这里的地貌与剖面图，再着上颜色。每天早上，四五点钟起床就画，坐着够不着，弯着腰趴在桌子上绘图。”劝他休息，他仍坚持着，直到这幅图印在汶川地震图集上，他才感到欣慰。

  “我当初在中科院地理所时，陈述彭先生就是中国地理地图方面的绝对权威。几十年来，我觉得陈先生实际做到了周总理所说的活到老，学到老。他从地图学专家，到后来成为遥感、地图自动化、地理信息系统、对地观测系统专家，他比很多年轻人更好学。这么大的年纪还有这样的开拓精神、勤奋好学的精神，来引领大家往前走，这点留给我的印象最深。”中科院遥感所研究员魏成阶深有感触地说。

  同时让魏成阶叹服的，还有陈先生努力实践的精神：作为地理科学工作者，他在80多岁高龄时还冒着危险亲自去野外。“这种极其负责的精神也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。”

  中科院遥感所研究员田国良表示，陈先生治学非常严谨，孜孜不倦地不断地吸取新的东西。“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，跟在大学所学对比起来，全是新东西。陈先生比我们超前得多，这是陈先生不断接受新事物的结果。我们跟着陈先生学习，这才能跟上技术的发展。遥感事业发展速度之快，没办法想象，比如10年间，空间分辨率、光谱分辨率都提高一倍。另外，出一本书，或者会议发言，有些领导会让下边的人写，但陈先生全部都是自己写。他的文集也都是自己写的。他的习惯是早上早起写，效率非常高，文笔非常流畅。”田国良说。

  在中科院遥感所研究员李爽看来，陈先生最令大家景仰的，不仅是他渊博的学识，还有他的整个精神情况。陈先生的很多重大科学成果，都是60岁以后作出的。“我们老同志退休以后，也应该向陈先生学习，为遥感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量。让我们印象更深刻的还在于：他忧国忧民，始终把国家发展、人民疾苦放在心上。他总是从地学和遥感的角度给国家提出建议，能够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所以我们常常也在想，怎样力所能及地多向陈先生学习一点儿。”李爽说。

  曾任中科院遥感所业务处处长、党委副书记、副所长的周上益，强调了陈先生超前的思想：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搞地图。当时没有卫星，他提出从空中看地球的思想， 50年代，他亲赴苏联考察航空遥感应用，回来以后成立航拍组。那时候中科院地理所自己单独搞航拍不容易，所以成立航空照片研究组，把国家测绘局的航空照片拿来，用到地图制图中。卫星上天后，陈先生更是采用发表文章，作报告等方式，极力宣传卫星的应用。“一路走过来，今天的遥感，跟他一贯超前的思想分不开。他老在前面走，动作慢的都赶不上他。”

  “遥感所的成长与陈先生紧密关联。我们的成长和陈先生都是息息相关的。”田国良说，实际上他表达了很多人的心声。

  魏成阶说，不管什么人，只要有事找到陈先生，他都非常认真、尽量满足。他善于发现年轻科研人员的闪光点，他认为有潜力的，就会把你推到前台。“比如我原来是学测绘的，后来在唐山大地震会战中，陈先生手把手教，我学会了怎样从卫星图像上分析地震的背景，怎样为地震做服务工作。”魏成阶说。

  “陈先生非常提携年轻人。这点我感受很深。很多小事很感人。” 李爽说，1984年，他们参加了西藏的土地详查项目，这是当时一个比较艰巨、比较重大的遥感项目，历时8年。西藏是我国第一个完成土地详查的省级单位，而且除了彩图外，还用到了卫片、航片，采用常规和先进的技术相结合的方法，填补了当时的空白。“当时陈先生参加这个成果鉴定会时已经很累了，是从另外一个会议赶过来的，他对这项工作充分肯定，对我们是非常大的支持和鼓励。”李爽说。

  周上益发自内心地对陈述彭先生很感激。“我当时从学校毕业分到中科院地理所，由陈先生安排工作。他把我要到地图室来。陈先生看得很远，他说，地图靠手工画是没有前途的，他一直希望能实现地图自动化。当时国内没条件，真要做自动化相当困难，他觉得必须做，第一步总得迈出去。所以当时让我做地图自动化。因为我是学测绘的，不懂自动化。他亲自写信给当时院秘书长，再写信给当时的光机所所长，安排我去光机所进修。我的启蒙从这里开始，一步一步从原来一点都不懂到后来就去从事这项工作。”周上益说。

  周上益曾参加筹建地理所二部，也就是遥感所的前身，曾担任遥感所第一任业务处长，并担任腾冲实验调研组组长。“开始，我一点儿经验都没有。腾冲的计划，他做提纲，让我写，然后他逐字逐句地改，再发到各个部委去。我当科研处长时，所有的科研计划书都是他看过的。所以说我自身业务上的成长离不开陈先生。我到遥感所开始搞地图到后面的地图自动化，投影转绘仪等基本都是他的思路，我们只是实现。”周上益说。

  周上益经常跟陈先生一起出差：“他经常半夜起来，怕吵醒我，在厕所里写东西。他的会议发言通常是早上四五点钟起来坐在厕所里写的。”

  同时让人佩服的是他的协作、开放的思想。周上益说，比如遥感所成立前后的三大实验腾冲、津勃、二滩三大战役，给遥感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从这三大实验能够准确的看出他的思想非常开放。他在国家水平上领头，不止看地理所，看到的是全国。全国16个部委、70多个单位、700多名科研人员参加，他使得大家的凝聚力很强。

  陈先生当所长时，每年都有所开放日。他主张发邀请信，把全国多方面人都请来，请大家提意见建议，同时也是一种宣传。开放日一直延续到后来，到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院士当所长时，中科院把遥感所作为开放试点所，搞开放课题。

  “他不抢成果，从不抢着发表文章，这一点我确实非常敬佩。” 周上益补充说，“实验研究结果他让别人先写文章，他说，等他们写完了我再写。”